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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星教授花鳥畫賞析

作者:佚名 來源:靜雅藝術網 更新時間:2014年03月26日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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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星,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博士,陜西省中國畫研究院副院長,陜西省美術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委員,陜西國畫院特聘畫家,陜西省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國武警工程大學客座教授,陜西理工大學、太原師范學院等校兼職教授,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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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圖

    畫如其人,說得一點兒都沒錯。如果要用一句最簡練的話概括劉星和他的繪畫,也許只有孔子所云之“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最為恰當。中國繪畫傳統強調道和藝的關系,歷來追求在繪畫過程中體悟“澄懷味象”、“含道映物”、“與道同機”的境界。在道和藝之間,盡管《宣和畫譜》亦云“不知藝之為道、道之為藝”,在藝術修為達到一定高度之后,其實就是南宋陸九淵所云之“藝即是道,道即是藝”,最終實現兩者的圓融和步調一致。劉星以及他的繪畫創作,目前正在往這個方向邁進。不管是天南地北的山山水水,或者是寒來暑往的花花草草,在他的畫筆下都充滿了一種“活”的力量。所謂的“活”,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含義:一是自然屬性的“活”,體現在畫面上的那些活山活水,以及洋溢著內在生命活力的花草對象。二是視覺特征的“活”,體現在畫面的表現語言,那些縱橫恣肆的筆墨、靈活多變的構圖、巧奪天工的留白以及對整個畫面的游刃有余的把握,都向讀者傳遞出生機勃勃的態勢。三是精神感受的“活”,體現在畫家在繪畫過程中能夠應于目、會于心、托興筆墨、寄情煙霞泉石間的性情,還體現在讀者在讀畫過程中能夠遠望山水之陰晴、近觀錯綜起止之勢,在明晦隱現之間感受畫面的春之融怡、夏之蓊郁、秋之疏薄、冬之暗淡。移情于景物之間,與天地造化同呼吸。龔賢曾經感慨“古人之書畫,與造化同根”,其實,今人的書畫,何嘗不是如此?心窮萬物之源,目盡山川之勢。一花一萼,以生機為運。轉折、向背、疏密、高下、俯仰之際,盡現畫家的那種“造物在我”、“物我兩忘”的精神體驗。《小山畫譜》云:“畫有兩字訣:曰活,曰脫”、“活者生動也。用意、用筆、用色,一一生動,方可謂之寫生”、“脫者筆筆醒透,則畫與紙絹離,非筆墨跳脫之謂”。盡管《小山畫譜》在“活”之外提出“脫”字,但是《小山畫譜》最終還是強調“脫仍是活意”、“花如欲語,禽如欲飛,石必崚嶒,樹必挺拔”,以此對照劉星的繪畫作品,那種寄寓在畫面上的“活”的力量,確實令讀者為之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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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游魚

    劉星是性情中人,只要跟他打過一回交道,他的音容笑貌就會深深地藏在你的記憶之中。這并不是說他的長相有什么奇特之處,也不是說他的行為舉止有什么異樣的習慣。而是他的那種不偽裝、不修飾、原原本本、樸實自然的做人風格,讓你在不知不覺之間就難以忘懷。讀劉星的繪畫作品,感受最深的也是如此。不管是他的山水畫作品《佛坪寫生日記》(1999年)、《大河壩村曉色》(2000年)、《井岡山翠湖公園》(2005年)、《張家界寫生》(2005年)、《石徑入丹壑》(2007年)、《空山新雨后》(2007年)、《巴山人家》(2008年)等,或者是他的花卉作品《大麗花》(1995年)、《芙蓉》(2001年)、《春色滿園關不住》(2007年)、《碧荷》(2008年)、《牡丹》(2008年)、《荷風》(2009年)、《清風瘦影》(2010年)等,都是在一種坦蕩的氛圍中發掘最真實的感懷。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劉星的不少的繪畫作品都是現場寫生或得之于寫生稿。盡管他也認真深入地研究古今名家的精華所在,但是他的最高追求不在于《頤園論畫》中被譏為“稿子手”的那種只能臨摹古人舊作而不能銳意從大自然之中取畫材的畫家,他追求的是對真花草、真山水的真實體驗,是因其形似、得其精神的審美再現。惟其如此,劉星在繪畫創作中得以無拘無束地縱情筆墨。他的得心應手的繪畫造詣,與其說是長期勤于練筆、深入觀察和研究大自然的必然結果,毋寧說更是在“形而上者謂之道”的精神超越之中,或者說是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由技而進乎道的精神歷練之中,贏得了不斷開拓的新空間和新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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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綻開玲瓏姿

    喜歡文學的讀者,大致都知道《愛蓮說》對“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的現象的評價并不高,認為“花之富貴者也”的“牡丹之愛”只是“宜乎眾矣”的大眾審美。歷來重視梅蘭竹菊、清荷送香的文人畫家,也幾乎沒有誰把牡丹的形象跟超脫飄逸的品格聯系在一起。劉星偏不人云亦云,他的近作《牡丹》(2007年)的題跋是這樣寫的:“牡丹之以富貴美名,非其花自富貴矣,蓋富人欲望之所寄也。吾之花,花色富貴,但羞為富人酒足飯飽之玩物,而甘為逸者之賞者也。丁亥冬,甫也。”畫面上有兩方白文方印,一為“甫也”,一為“劉星印信”。讀其畫,品其文,思其人,恍然聽其在望山樓上用熟悉的語調把“甘為逸者之賞者也”等話語娓娓道來,不禁然之際,心有同感焉。劉星的繪畫作品中,也有歷代文人畫強調的梅、蘭、竹、菊。通過這些傳統意象,劉星寄寓了跟傳統文人一樣的高風亮節的情愫。劉星畫筆下的梅花,疏影橫斜、清淡閑野,頗有李約、揚無咎、趙松雪、倪元鎮、沈石田等唐宋以來畫梅名家的傳統意蘊。但在構圖、格調等方面,又得力于寫生的觀察和訓練,使得劉星畫筆下的梅花,能夠跳出荒寒的自然氣候之感,而格外有一種潑辣辣的勃勃生機。劉星的竹,在畫法淵源上可以追溯到文與可、蘇東坡、趙松雪、李息齋、吳仲圭、鄭板橋等前賢名家,特別是劉星的那種得力于書法用筆的竹葉,以及在畫面的疏密之間大膽取舍的豪爽習氣,頗有鄭板橋的“昨自西湖爛醉歸,沿山密條亂牽衣。搖舟已下金沙港,回首清風在翠微”的況味。在劉星的眼中,一切景象皆有語,一切景語皆情語。他并不因為梅蘭竹菊而排斥牡丹,也不是非要把大眾審美的牡丹變成高蹈遠引的視覺符號。反倒是,所有的客觀對象在他的畫筆下都融入他自己的人格理想特征。惟其如此,他描繪的梅蘭竹菊,在清高遠逸的精神取向的同時,不失其符合蕓蕓眾生的大眾口味。他描繪的牡丹,在“甘為逸者之賞者也”的價值選擇中,亦不失唐代邊鸞的設色牡丹的“富貴”氣象,并兼有南唐徐熙、清代程琳等的水墨牡丹的千姿百態。劉星在2009年曾經畫過一套扇面《課徒稿》,就把梅蘭竹菊和牡丹等不同題材的繪畫作品列入其中。可見,與其說劉星是借牡丹而表達“甘為逸者之賞者也”的意愿,毋寧說是他把所有的客觀對象,都作為“甘為逸者之賞者也”的價值追求。他所說的“逸者”,未必是野逸、孤逸、飄逸、荒逸等那樣的不確定、不穩定、不固定的價值觀,而應該是帶有一份超越感的、不拘一格的人生情懷。因為劉星的作品中,看不到“春花總愛向風中搖擺,黃沙總要把癡和怨掩埋”的憂郁,反倒更為濃烈的是身在紅塵中的現實的清醒和智慧。如果把劉星所說的“逸者”解釋為精神的貴族,那么豈止他筆下的牡丹將成為“花之富貴者也”,就連他筆下的梅蘭竹菊,恐怕也要歸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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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圖

    劉星在“得魚”和“得意”的方面已經收獲很大了,他的繪畫創作在縱情筆墨和得心應手的話題上,已經無可挑剔了。但是,相對于天外天、云外云、水外水、山外山而言,劉星還有很大的持續發展空間。比如在大寫意花鳥方面,有時候由于感情因素過于濃烈,反倒妨礙了筆墨的發揮,以至于個別局部的筆墨顯得激情有余、精到不足。有時候,因為筆好、墨好、紙好、天氣好、心情好等諸多原因,促成作品的創作。但是在偶爾的倉促之際,靜謐的創作心態難免會有一絲微風拂過的漣漪。這些小小的震蕩或干擾,都會讓作品有些美中不足。還有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劉星是性情中人,面子大、朋友多、來往應酬也比較多,那些即席揮毫的場面上的事,在盛情難卻的人情世故之中,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推動著劉星的創作激情,另一方面也在某些應酬式的、表演式的作品中,埋下一些負面的因素。還有就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畫家們,面對著的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比如親戚、師生、朋友、老鄉、鄰居、同事、同學、畫友、網友、粉絲、中介、買家、藏家等等,在談到其繪畫作品的時候,難免礙于情面,說出來的甜言蜜語較多、批評指責相對比較少。這種社會風氣對于畫家而言,其實是很不利的。一來因為畫家不再有那么多的機會聽到真知灼見的批評,二來畫家本人在掌聲和鮮花的包圍之中能否始終保持自我清醒,這也是一個問題。特別是對于劉星這樣已經有一定的社會名氣和社會身份的畫家來說,能否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并達到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狀態,確實有著比較多的干擾因素。如果市場的誘惑也參入其間,那么給畫家帶來的顧慮就更加復雜。從這個角度上講,劉星就像是已經身在半山腰的游客。跟山腳下的那些畫家們相比,他的身份和成就,已經足以令人仰之彌高。但是,跟更高位置上的畫家相比,比如在齊白石、黃賓虹、吳昌碩、潘天壽、石魯等大師級別的畫家那里,劉星能夠多近距離地接近他們,或者說能否有朝一日達到他們曾經達到的高度,這些都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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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

    劉星是有“資本”的,勤奮、天分,還有學養。劉星對中國美術史和中國美術理論的系統研究,是他在中國畫創作方面持續開拓的重要“資本”。他的專著《傳統藝術精神的守護與超越——石魯“以神造型”繪畫思想研究》不僅是對石魯的繪畫藝術的深入發掘,其中談到的創作經驗和創作智慧,勢必也有可能轉化到劉星自己的中國畫創作過程之中。他的這本專著,是目前國內第一本專題研究長安畫派繪畫大師石魯的繪畫思想的專著。其實,劉星對于中國美術史和中國美術理論的關注,遠遠沒有停留在形神論的領域。作為周積寅先生的重要弟子,劉星的視野范圍橫跨到“中國畫本質特征論”、“中國畫起源發展論”、“中國畫功能論”、“中國畫創作論”、“中國畫作品構成論”、“中國畫范疇論”、“中國畫風格流派論”、“中國畫評賞論”、“中外繪畫比較論”等多項學術理論空間。這種學術背景的支持和學術研究的基礎,猶如強大的思想機器,必然為劉星的中國畫創作提供強勁的發展動力。如果說,縱情筆墨、得心應手是對劉星的中國畫創作的當下狀態而言的,那么我們期待著在不遠的將來,劉星會有更多、更大的收獲。(文/王嘉/暨南大學博士、廣東美術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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